学人小传
王道俊（1926—2017），1926年11月15日生于湖北省大悟县一个农民家庭，1938年2月至1946年1月，先后在湖北礼山县（今大悟县）中心小学、湖北联合中学、湖北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学习。1946年3月至1949年7月先后在湖北秭归简易师范、湖北礼山县立初中、汉阳私立文德小学任教后担任教导主任。1949年7月考入中原大学学习并任小组长，1950年春到河南遂平、湖北红安等地参加土改。1951年7月召回中原大学，1951年8月被送到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1952年3月至1953年7月转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习。1953至1991年，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任教，先后评上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92年1月离休。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兼任湖北省教育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研究会理事和常务理事等职。
学术之书 惠及亿万师生
2017年6月22日，91岁的王道俊先生不幸逝世。我国教材行业的权威出版单位——人民教育出版社，第一时间表达了哀悼之情，先生领衔主编的《教育学》教材正是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可以说，他是当之无愧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功勋作者。
关于《教育学》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这样介绍：“文革”之后，王道俊先生率先组织五所师范院校的教育学教师编写新的《教育学》教材，列入教育部文科教材编选计划重点项目，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此书迄今已刊印7版，其中1988年版、2009年版和2016年版经过了重大改写或重写，不仅有选择地充实了国内外新的研究成果，而且渗入了编者自身在教育理论上新的探索和见解，使教材一步步朝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向前进。这本由王道俊先生领衔主编的《教育学》教材影响极广，迄今已经发行700多万册，创造了新中国教育学教材史上的一大奇迹，成为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经典性的公共课教育学教材，印数最多、发行最广、质量最优、影响最大。不同版本的《教育学》教材多次获得国家级图书奖、教材奖和科研成果奖，极大满足了我国师范院校教育学的教学需要，促进了我国教育科学的普及和发展。“作为该书的出版单位，人民教育出版社为这样的成绩感到自豪，为能与道俊先生这样的学术大家如此完美的合作而深感荣幸！”
透过这段描述，我们不难看出，王道俊先生及其《教育学》在新中国教育学教材史以及我国教师教育发展史上的分量与贡献。
《教育学》的确不是一本普通的教材，700多万册的发行量，不仅意味着直接受益者远超这个数字，同时也意味着间接受益者可用亿万计，因为几十年下来，大部分读者后来从事了教育事业，这使得《教育学》的先进思想、理念、方法，通过他们的教育教学实践，对亿万中小学生产生了积极影响。
所以，说《教育学》是一本惠及亿万师生的书，不足为过。
王道俊先生与《教育学》的缘分要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初。1950年春，他在中原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第二年8月被派往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学习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哲学、中国教育史、俄语等课程。1952年院系调整后，他被分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研究生班，开始攻读教育史专业，毕业论文便是参与编写教材，答辩方式则是在同学中讲解教材和组织本科生讨论，这或许为其后来从事教材编写工作埋下了伏笔。
1953年，王道俊先生毕业回到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开始为教育系本科生讲授教育学专业课程，由此便与《教育学》教材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0年代初，王道俊先生承担了全国文科“规划”教材《教育学》中“教育的本质”与“我国教育的性质”两章的编写任务，这是《教育学》教材中最重要、具有奠基石与压舱石意义的重要章节。此书后来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湖北省试用。
“文革”结束后不久，王道俊先生率先组织华中师范学院等五所院校的教育学教师编写新的《教育学》教材，该版随后被列入教育部文科教材编写计划重点项目，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这便是后来成为经典、创造奇迹的《教育学》教材的历史来由。
对于这本书，教育学领域里的许多学者都给予了高度好评。2010年10月，在纪念人教版《教育学》首版发行30周年的会议上，与会学者认为：王道俊先生领衔主编的《教育学》是我国教育学发展的一座丰碑，是教育学本土化的典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典教育学教材，为我国教育学的普及和发展、为教师教育的改革和创新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本书以其对教育规律的准确把握，以及独到的教育理论视野，体现出了国家关于教育的根本性见解与理想性追求，从而确立了我国教育学三十年来的基本解释体系，并建构了国民教育观。这本书具有四大特点与贡献：一是学术影响前所未有，二是观念变革贯穿始终，三是教材内容与时俱进，四是解释范式卓尔不群。（参见罗祖兵等《教育学教材建设的反思与展望》，《课程·教材·教法》2011年2月）
《教育学》教材能够获得如此赞誉并非偶然，因为它有着先进的“主体教育思想”的坚实理论支撑。我们评价王道俊先生：“一辈子，一本书。”这句话最精准的表达应该是，他的学术成果凝聚于这本书，但他的学术贡献却远超于这本书。
自20世纪80年代起，王道俊先生一方面致力于对《教育学》教材的修改与完善，另一方面又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传统教育理论及其在教育实践中普遍造成的忽视学生和教育的主体性的弊病。他与郭文安先生一道率先提出并形成了自己的理念——主体教育思想，这一思想不仅对中国教育学理论的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教育科学、高校课程教材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教育学》（新编本，1989年版）就是尝试以主体教育思想为指导进行编写的，而新版《教育学》（2009年版、2016年版）更是将王道俊先生长期研究主体教育思想所获得的系列成果渗入并贯穿于教材之中，它深刻分析与厘清了社会、教育与人三者的复杂互动关系，在理论基础上实现了由机械决定论和工具论向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根本性转变，充分凸显了“以人为本”的教育观。
之所以这本《教育学》教材能够独树一帜，长盛不衰，成为经典，正是因为其内容与时俱进，其观念保持先进，特别是有主体教育思想作为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王道俊先生这样说道：在时代巨变、社会转型的时期，只有立足新的生活基点，援引哲学研究新成果，越出传统教育观念与思维方式的束缚，把握新的教育观念与思维方式，才能在习以为常的教育现象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见解，才能重新解读古今中外的教育文献，作出新的评价与取舍，才能对教育学原有的概念、范畴、命题、逻辑，作出新的诠释、探讨，取得突破性进展。（参见《把活动概念引入教育学》，《课程·教材·教法》2012年7月）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性思考与学术立场，王道俊先生几十年都专注于主体教育思想的研究，直到临终前，他还在研读康德的著作，思索与人的主体性相关的哲学和教育学问题。在先生去世前两个月，我去探望，他还跟我说：“虽然我现在呼吸有些吃力，每天要吸氧，但脑子还好使，康德的书我还能看得懂。”看到先生呼吸吃力却依然读书思考，身体虚弱却依然精神矍铄，无不令我肃然起敬，仰之弥高。
就在去世的前几天，王道俊先生还为最新版《教育学》教材整理出数十页的“修改意见”。
在这份弥足珍贵的“修改意见”前面，王道俊先生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年龄也令我不能不同教材分手。但在剩余的日子里，如有可能，仍将继续点点滴滴地记下修改意见，算作是隔世告别。其实，我不与教材告别，教材也会与我告别……”我是在悼念先生时第一时间读到这段文字的，如此不舍之情，那一刻，心在痛，泪在流。
正是这本《教育学》，王道俊先生用毕生的心血与智慧成全着它；正是这本《教育学》，成就了先生作为当代教育学家的学术人生；也正是这本《教育学》，发行数十载，影响几代人，让亿万中国师生从中受益，影响深远。
人生之书 恩泽几代弟子
一辈子，一本书。这本书不仅是一本《教育学》教材；作为师者，这也是一本王道俊先生用高尚品格铸就、树立精神标杆的人生活教材。对于这一点，他的众多弟子都感同身受，受益无穷。
在王道俊先生逝世后不久，其弟子董泽芳教授就发表了《精神永在 风骨长存——深切缅怀王道俊先生》的纪念文章。
文章开头这样写道：“王道俊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教育学家，其奋力拼搏的求学态度、淡泊名利的人生追求、不懈求真的科学精神、抱诚守信的道德品质，永远激励我们为教育事业不断前行。”这段话，全面准确地总结了先生的精神风骨，代表了全体弟子的心声。正是先生的这种精神风骨，永远恩泽着众多弟子。我深信，有幸聆听先生教诲的几代弟子都会像我一样，视先生为我们人生中遇到的最重要他人。先生的精神风骨不同程度地、直接间接地、润物无声地影响着、感召着、引领着我们的学术生命乃至整个人生。
王道俊先生言传身教，严慈相济，爱生如子。1991年，我们幸运地搭上了他招收硕士研究生的“末班车”，成为师门中的小师弟。之后不久，先生便退了休，不再系统给研究生开课了，所以，我们真正在课堂上聆听先生的讲授并不太多，但毫无疑问，我们在先生身上得到的精神滋养是最多、最丰盈的，先生对我们的影响是最深、最久远的，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吧。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王道俊先生本身就是一本立德树人的活教材。那时，先生只是偶尔开个讲座或互动交流，这无疑是我们这一届学生的损失与遗憾，但也却因此成全了我们在读研的三年中成为先生家的常客。虽然不在教室里上课，但先生对我们的学习丝毫没有放松要求，每隔一段时间，我们都要被分批召集到他家，汇报学习生活情况，解惑答疑，指点迷津。
师母非常贤惠，特别关爱学生，总是给我们准备茶点水果。如果到了用餐时间，我们都会毫不客气地享受她的厨艺，这个时候，在探讨问题时一脸严肃的王道俊先生仿佛立刻变了个人，他会用慈父般的眼神注视着我们无所顾忌的猛吃。
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种多么幸福的滋味啊！正如董泽芳教授所写的：先生对每个学生都是严慈相济，关爱有加。他一方面严格要求学生认真读书，独立思考，敢出新思想，甘坐冷板凳；一方面鼓励学生，关爱学生，问生活，谈家庭，他与学生谈话总是推心置腹，若知道哪个学生有困难，他一定会尽力相助。这就是我们的先生，既是学生知识的传授者，也是学生智慧的启迪者，更是学生做人的引导者，是名副其实的“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好老师。
是的，每一次与王道俊先生见面，我们都能接受到他气场里扑面而来的教育因子，都能感受到他的精气神对我们心灵深处的那份震撼。好先生、好老师就是这样的，对学生的影响很多时候并不局限于课堂与教学。先生对弟子们的恩泽不只在课堂，更是在课外，在生活的点滴之中。
自从1994年硕士研究生毕业，至今已经过去了20多年，由于专业跨度、工作性质加上天资愚钝等原因，其实，我对王道俊先生当年传授的知识与学问已经记不起太多了，但“要做一个像先生这样的好老师”的信念，在我的心里，却一直未曾改变，且变得越来越坚定。
王道俊先生淡泊名利，低调行事，谦逊做人。他除了学术理想，可以说无欲无求，有时候甚至淡泊低调到了常人难以理解的程度。比如说，像他这样的学术大家，竟然不是博士生导师，这一点，教育学界同人无不为之抱不平。很多人都说，这是中国教育学界对王道俊先生的一大亏欠。
王道俊先生对此却看得很淡，想得很开。他说：“体制机制和学科建设规则就是这样，我们必须予以尊重，年龄到了就该退下来，不能上就不能上，谁也不亏欠我什么，谁也不需要给我说法。我虽然没有成为博导，但我现在有这么多学生是博导，这不比我自己做个博导更有成就感吗？”
听闻王道俊先生的这一席话，弟子们也多少释怀了。的确，先生虽然自己不是博导，可谁都知道，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的获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他的学术成就和影响，以及其弟子们所形成的强大学术团队。先生虽然自己不是博导，可谁都知道，他培养了诸如扈中平教授等一大批中国教育学领域的知名学者，而这些弟子辈的博导们又培养了一批批博士，且有的也已成为博导。先生看到如此景象一定会倍感欣慰，而这样的成就感恐怕是绝大部分博导们难以获得的。
退休之后，王道俊先生深居简出，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教育学》教材的修订和主体教育论的研究上，他谢绝各类学术会议与学术讲座之邀，偶尔出门被“强迫”讲个学、发个言。
2006年，我邀请王道俊先生、王策三先生、郭文安先生等三位导师到长沙与张家界游玩，湖南师范大学教科院想尽一切办法说动了三位老先生到院里与师生见面交流。
交流结束后，校方欲给三位先生课酬，被拒，于是拜托我转交。我冒着挨批的风险去一试，结果话还没到嘴边，就被王道俊先生一顿数落，说亏得你还是我的学生，怎么也不了解我的原则，还帮着做这样的事情！
那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那是我成为先生弟子以来被他“骂”得最狠的一次，这件事让我进一步懂得了先生的为人，他为了坚持自己的原则，甚至有可能不近人情。
几年后在广州，华南师范大学教科院请王道俊先生讲学，我汲取了此前教训，同样情况出现时，没有再犯同样错误。或许，王道俊先生那一辈学人所坚守的一些原则，我们这辈很难理解，但他们彼此却心照不宣。
王道俊先生与王策三先生是教育学领域公认的代表性人物，两位先生的几十年情谊一直都是教育学界的美谈。
1994年，王道俊先生推荐我报考王策三先生的博士生，记得当时我是买了十几块钱的水果去王策三先生家拜访的，当王策三先生隔着防盗铁门看到我手里提着东西时，说什么都不让我进屋。
情急之下，我找了一个非常蹩脚的理由，说这是王道俊老师嘱咐我的。只听王先生眼睛一瞪，厉声说道：“你撒谎，你们王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难道我还不清楚吗？”是的，老先生那一辈的很多规矩我们确实不懂，他们一辈子所遵循的规矩和现今的许多套路都格格不入。或许，正是这样的格格不入，才愈加充分地映衬出先生品德的高贵与人格的光辉。
王道俊先生逝世后，我第一时间也写了一篇悼念短文。现在就把那篇短文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我们的先生，一辈子都献给了教育学，一辈子都在写《教育学》，但实际上，他本身就是一本最最珍贵、无与伦比的“教育学”，一本值得每个教育人静心研读一辈子的活教材！先生这本教材，我们永远读不完，永远学不尽。先生待人慈爱、为学严谨、淡泊名利、与世无争等品格，一直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引导着我们，先生就是我心目中完美无缺和无法超越的人生标杆。尽管我永远都难以接近先生的境界，但我庆幸因为有先生，自己的人生准则与目标才变得如此清晰和坚定，那就是——要学做一个像先生这样的人。”
作者：郭声健，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师范大学美育发展与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艺术教育专家讲学团成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与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高级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音乐教育学、美育与艺术课程教学论，长期参与国家美育和艺术教育法规文件的研制工作，发起创办“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学校音乐教育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