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信仰要坚定
关于什么是“信仰”的问题，有诸多说法，如信仰是“人生的目标”、“人生的终身追求”、“人生坚持的真理”、是“行为准则”、是“心灵的力量”、是“对外界客观世界的总体认识和看法”、是人们的“精神追求和心灵向往”、是“一种心理状态”等等。《辞海》将“信仰”定义为：“对某种宗教，或对某种主义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动的准则”。上述种种说法我都认同，不过我认为《辞海》中“极度信服和尊重”的说法，揭示了“信仰”的本质特点。人作为个体或群体可以有不同的信仰，但不可以没有信仰。人们的不同信仰是多元文化和不同价值观的反映。而一个人没有信仰，就是没有明确人生目标和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没有信仰的人生，是没有舵的航船，没有轨道的流星，没有方向盘的卡车，没有脊梁骨的跳高者”（殷国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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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人生》，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3
）。
一个正常的人或一个英明的政党，选择信仰就是对自己的命运和发展方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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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坚定不移的信仰，坚持这一信仰，是共产党及其党员保持先进性的前提。我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自然认同我们党的信仰，并且是先有信仰认同，然后才有加入党组织的要求的。
回忆起来，我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始于
1954
年读高中二年级开设的“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这门课程。其中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两对矛盾及其运动，决定着社会的进程，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全部人类社会历史就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历史，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共产党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搞革命，就是要变更生产关系使其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辩证发展的理论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有着极具说服力的内在逻辑关系，使你不得不信服，当时有一种豁然贯通的感觉。从此下决心要听党的话，跟着共产党走。
1956
年上半年，高中毕业前夕，部队派人到我就读的湖南省常德市第一中学招收飞行员，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也提前来到学校招生，但因我的家庭出身是富农，都不能报考，思想上有了包袱。班主任及时给我做思想工作，说是家庭出身自己无法选择，而个人未来发展道路是完全要靠自己选择的，要相信党、相信人民政府。班主任的话，我牢记在心理。高考填报志愿时，学校教导主任深入到毕业班，动员大家报考师范，说是国家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需要大批师资，我意识到这是党的需要、国家的需要，于是选择了报考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当年常德市一中有
12
个班毕业，被华中师院录取的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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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到华师后，我在各方面能够严格要求自己，一直担任班级、年级和系学生会的干部，党、团组织和同学们对自己的信任，给了自己很大的鼓励，并于
1959
年“七一”党的生日那天，向党组织呈上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表明了自己入党的政治意愿。随后从
1960
年到
1964
年，每年的“七一”都向党组织以书面的形式汇报自己的思想，争取党组织的帮助，表达了自己的入党要求。
1964
年底，中文系党总支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但到了
1965
年
5
月，大约是“五一六”通知发表后，党委组织部派了一位同志找我谈话，说我的入党申请暂缓批，原因是“还要继续加深对剥削阶级家庭的认识”。这一缓批，虽然有些感到无奈，但并未埋怨党组织，总是反思自己做得不够的地方。在我申请入党的过程中，有一件事情对我教育很深：我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报道：有一名解放军战士申请入党，在党的支部会议通过他入党的当天晚上，彻夜未眠，不是因为兴奋，而是想到自己有一件事情做得不对（记得不是什么很原则的大问题），未向党组织讲清楚，觉得自己不符合党员的标准，第二天便向党组织反映，要求暂缓批准他的入党申请。读了这则消息后，这位战士对自己的要求很严，入党动机很纯，对党组织很坦然、很真诚。他的行为使我很感动，激励着我在争取进步、争取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的过程中不懈的努力，即使遇到困难也决不退却。粉碎“四人帮”之后的
1981
年
3
月，我的入党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见《中国共产党简史》，
2010
年版）。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既有“左”倾错误，又受到“左”倾错误的冲击，在那动乱的年代，也曾有过疑惑和烦脑，但始终相信我们的党会摆脱困境，继续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
1978
年
12
月
18
日至
22
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及随后的改革开放与发展，我们的党主动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领导我们的国家在东方崛起。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出现了发展不平衡，国民收入差距扩大，腐败现象严重等众多新问题，各种社会思潮、不同价值观在碰撞，这在党内也有反映。我同广大的共产党员和党外同胞一样，总是密切关注我们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每年的中央全会作出的决定，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始终忠于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发展的实际结合，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道路，始终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就是始终坚持党的信仰。
一个人或一个政党要坚持自己的信仰，首先要选择好信仰。中国共产党及其党员的信仰，不是皮尔斯（美国实用主义创始人）所说的采用固执的方法任意选择的“个人意愿”和“行动的习惯”，不是采用权威方法外加给我们的，也不是采用先验的方法凭个人兴趣的一种选择，而是采用科学的方法，让科学来介入我们对共产主义信仰的选择。即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的学说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哲学基础之上的，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且反映了人类的一种普遍的内在的心理与行为的追求趋势。它不是一种幻想，而是一种理性选择。其次，“信仰”本身不能当饭吃，但是任何一种信仰都是有生存性追求的功利目的的。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信仰，与一般宗教信仰、图腾崇拜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她的实践性，就在于她实实在在地为全人类谋福祉，因此，她是可以用实践来检验的。然而，当代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进入到共产主义，你怎么用实践来检验！对于这个问题，我有两点看法：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影响，越来越广泛和深入了。上世纪
90
年代，我的一位来自香港的老同学给我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纯粹的资本主义，也没有一个国家是纯粹的社会主义。这一观点很有代表性；说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竞争、相互渗透。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遇到劳资矛盾激烈的时候，曾经集中专门研究过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经验，并且借鉴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做法，有人认为《共产党宣言》中规定的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要求采取的十项措施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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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实现。未实现的主要是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关键性项目。二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虽然都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但都在改革和发展中，尤其是举世瞩目的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成果。上述两个方面的情况足以说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信仰的科学性、真理性和无限生命力。我本人及我们的许多同志和朋友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极度信服和尊重”，决不是一种盲从和执固，而是真理力量所至。
二、做事要认真
有一种说法我很赞同，即“理想主义者无法持久，除非他是个现实主义者；而现实主义者也无法持久，除非他是个理想主义者”（
Talley-rand
）。意思是说“理想”要与“现实”结合，“信仰”要与“实践”结合。两者缺一，不是“空想”就是“大海中失去方向的一叶飘舟，”无论属于哪一种情况，都是可悲的。所以我们重视信仰，一定要落实在行动上，也就是要“认真做事”。
什么叫“认真”？我理解的“认真”就是一种责任感或“使命感”。人一旦受到责任感的驱使，做起事来一定是认真的，甚至能创造性地发挥其聪明才智。毛泽东主席有一句名言：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为什么说“怕”？因为反动派怕的是共产党的“认真”；共产党怕的是做事“不认真”。因此，共产党要求自己的党员“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做事”。我在申请入党的过程中，常常想的一个问题是：“认真做事”应当是社会对每一个人的基本要求和行为准则，不分党内和党外，党外的人士也应当“认真做事”，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申请入党？我的认识有两点：一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武装的有着明确奋斗目标的政党，其党的奋斗目标也就是每个共产党员的奋斗目标。加入党组织意味着自己有了行为的准则和动力。二是表明自己希望在党组织的领导与监督下搞好工作，表明了自己“认真做事”的决心。我们这一代老年人，都熟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段名言：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段话的主旨是“珍惜生命的价值”。珍惜生命就不能“虚度年华”、不能“碌碌无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只要“认真做事”，就会有所作为，也就不存在“悔恨”和“羞愧”问题。
回想起来，我这一辈子虽然没有做成什么值得炫耀的事情，但还是一个算得上是认真做事的人。我出生在农村，父母没有什么文化，他们对孩子的教育很简单、很务实，就是要你“勤快”。“勤快”这两个字影响到我的一生。读小学时，放学回家还要放牛或做其他家务事。读初中时进了县城，离家里三十里远，因经费困难，不能住读，只能在校外租房走读，学习和生活完全独立自理，逢星期天或回家取粮油，或上山砍柴及下河捉鱼虾。平时放学回来，自己边烧火煮饭边看书学习。因我的表现不错，
1952
年加入了青年团。初中毕业后考上了省重点高中——湖南省常德市第一中学。我们家距常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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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路，那时无公路，去上学全靠步行三天才能到校。高中阶段靠政府助学金住读。当时学校的学风很好，我的学习也都很自觉、很认真。每逢寒暑假回到家里，也不忘学习和劳动。我的母亲见到亲朋好友总是夸我“勤快”。通过高中阶段接受的教育，我的社会责任意识有了新的觉醒，毕业时报考飞行员、报考国家急需的师范专业，我的态度都很积极。那时《把一切献给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两本书对我们年轻一代影响深远。在大学四年里，一直担任学生干部，既要热心为同学们服务，又要搞好自身的学习，包括德、智、体诸方面的全面要求。这样时间很紧怎么办？一个字：挤。时间是“挤”出来的，无非就是早一点起床晚一点睡觉，节假日也少玩一点。记得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中文系在昙华林，我当时有早起到阅览室读书的习惯，有一天天未亮，进到阅览室开灯时，因开关走电吓了我一跳。那时候学校安排的劳动较多。搞体力劳动我来自农村，有优势，加上每次劳动都很认真、很卖力，大都受到表扬。我还曾担任过中文系治安保卫委员会的副主任（学生代表），在治保工作方面也被学校评为先进个人。毕业前夕，我被评为优秀毕业生。学校党委号召毕业生支援新疆、青海、宁夏、西藏等西部边境省、区的建设，我当然积极响应，并且认真将行李打点好，准备远行，对支边的号召是以一片诚心响应的，所以通知我留校工作有点感到意外。
1960
年毕业后留校工作直到
1996
年退休，教学、科研、行政管理都搞过，工作岗位变化较多，先是分配在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
1963
年调至教材教法教研室任秘书。
1971
年学校恢复招生后，调整到写作教研室。
1978
年恢复高考后，又调至中国当代文学教研室。
1981
年
9
月任中文系副系主任，先管行政，后来管教学。
1985
年
10
月调任学校函授业余教育处处长、成人教育学院院长。工作岗位变化多，自然会影响个人在专业上的发展。世界上许多好事情也都是有得有失的，在处理“得”、“失”问题上，我坚持两条原则：一是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这里说的“个人利益”主要指个人的“兴趣爱好”，至于工作本身一般都是社会所需要的，是与集体利益一致的。然而个人兴趣与爱好，很多情况下与社会的需求是相矛盾的，例如现在我们的国家有很多事情没人干，有很多人又没事干。“没事干”不是一种客观存在，而是一些人“心理封闭”的结果。所以我遵循的第二个原则是“凡是正面思维”。因为“正面思维”在处理任何事情时都能以积极、主动、乐观的态度去思考和行动，并促使事物朝着有利的方向转化，其本质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挖掘潜力，体现人的创造性和价值。我的每一次工作变动，都有一种“恋旧”情绪。
1984
年中文系领导班子进行换届调整，班子其他成员都另有安排，我也本想回到教研室
，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党委书记高原同志找我谈话，说班子成员不能全换，希望我留任。章开沅校长在行政楼前见到我说：“老李：我们同甘共苦再干一届吧！”高原书记热衷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章元沅校长酷爱历史学研究，他们都服从了党的需要即学校发展的需要，即个人的兴趣、爱好和特长服从了集体的需要，我作为一名党员，也应自觉服从安排。
1985
年
9
月党委又下文将我调任函授业余教育当处长，更是要离开中文系，“恋旧”情绪更突出，后来我想，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既是学校事业发展的需要，又为丰富自身的学习和阅历提供了机会。
2000
年学校老年人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筹备过程中，党委吴晋生副书记动员我到老协工作，希望我支持学校的老龄工作，当时我虽然已退休并刚好完成了教育部的一项重点课题的研究，兴奋中心仍在研究成人教育，同样面临“恋旧”与“弃旧”的矛盾。同样依据“服从需要”与“正面思维”的原则作出了心理调整，并很快适应了新的工作。
一个人的工作变动以适应社会的需要是常有的事，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服从和适应这种需要，也是社会责任感的表现。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无论干什么，都要认真去干。一个人的兴趣爱好不是娘肚子里带来的，而是在后天的实践中历练成的。干一行爱一行，干好一行，努力把它干好，这才能切实地体现其社会责任感。一个有信仰的人，不能将“信仰”停留在口头上，而要体现在行动上。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就更应该有公朴意识，忠于党、忠心为人民服务，认真做好每一件事。我个人的能力并不强，但做事很认真，“认真做事”成了我的行为习惯。记得刚毕业留校分配在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当助教，认真阅读了《鲁迅全集》，第一次试讲的内容是鲁迅的小说《祝福》，黄曼君教授听课后说我“对教材钻研很深”，这是我认真阅读鲁迅作品、认真备课钻研教材的结果。
1981
年后，在系里任副系主任管教学时，主讲外国文学的周乐群老师向我谈到他的一个顾虑是：如果课程考试严格要求，其成绩就可能达不到获得奖学金的标准，学生意见大；如果放宽要求，又不能保证教学质量。我当时明确表示，确保课程教学质量是第一位的，不能为了学生的奖学金而放松对学生的课程学习要求。我当时管行政、管教学都是很认真的。
1985
年
10
月转向学校成教管理岗位后，我又全身心投入到“学、管、研”中。学，指学习成教的方针政策及教育管理方面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管，指按照国家的政策、法律及成教特点和规律，规范成教管理，确保成教质量。研，指研究成人教育理论，经学校批准在成人教育学院设立“成人教育研究中心”，并由我兼任主任，当时我们倡议设立中南地区成人教育研究会，我校主管成教的校领导任理事长，我担任秘书长，本人还被选为中国成人教育学会理事、成人高等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我在担任成人教育学院院长的同时，在成教班担任“台港文学”教学。有的函授站学员希望我的课程实行开卷考试，当时我宣布：开卷考试可以，但不能照搬教材及在课堂上讲过的内容，必须有自己的分析，有自己的观点。开卷考试结果，一个班有
4
人不及格。表明我对教学工作的认真。
1992
年，我校成教管理由于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我本人及同事们共同努力，获湖北省高校教学二等奖。
1993
年本人获“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殊荣。
1996
年，我校成人高教在教育部组织的评比中评为全国先进（全国共评出先进单位
40
个）。我在成教工作十余年里，不仅认真抓成教管理，还推动成人教育理论研究，倡导“学、管、研”结合，是这一时期认真做事的具体体现。
我
1996
年
1
月退休，只是从编制内转向编制外，从“认真做事”这一点讲，是“退而不休”。先是于
1999
年底按时主持完成教育部重点课题“成人高教课程发展与改革研究”，并通过教育部组织的专家评审，获得好评，其成果于
2005
年由湖北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
2000
年进入校老年人协会工作，心理想的是不能辜负学校领导和离退休老同志的信任，工作仍很投入。对我来说，做老年人的事又是我面临的新挑战。为了应对新的挑战，我同老协领导班子一道，策划并经学校领导批准成立了“华中师范大学老龄问题研究中心”。当时我们深深感到，老协领导班子要有所作为，一是必须紧紧依靠党政领导，二是必须重视学习与研究问题，否则很难有所作为。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于
2002
年
8
月写了一篇《谈谈老年群众组织的自身建设》的论文，针对高校老年人特点，明确提出将老协建设成为“学习型、研究型、服务型”组织，并在我们的工作班子中形成了共识。十多年来的老协工作，基本上是按照“三型”要求去做的。我们的学习已经制度化，我们的研究中心已连续两届获评中国老年学学会先进单位，在学校党政主导下，与离退休工作处密切配合，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与开展老年养老服务活动方面的工作，得到了老同志的充分肯定。
2010
年我校评为湖北省老龄工作先进单位，我们校老协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本人评为省先进老人，也是对我做事比较认真的一种肯定。
“认真做事”本该是对从业人员的基本要求。但是，最近武汉市政府发动的“治庸问题”风暴，引起全国瞩目，社会反响良好。该市政府已对市直部门的
139
名责任人员被问责，是动真格了。像食品安全等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可以解决而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就是相关部门不作为，相关人员“庸、散、懒”，可见不认真负责的工作人员大有人在，且成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中国共产党要求其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要求的不是做一两件事，而是一辈子都要认真做有利于人民的事。
三、“坚持信仰”与“认真做事”的关系
一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对信仰的选择起决定作用。在人生漫长的道路上，首要的是要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健康的价值观，只有这样，才可能理性地选择自己的信仰。人生道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但是每一步的份量是不相等的。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老年人可以回忆一下，“一步与一生”的关系，你会发现只有关键的一两步对一生产生深远影响。例如，我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当年报考师范专业选择教师职业，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关键选择。这种选择决定了自己一生必须“认真做事”，也就是决定了自己的行为模式。一个人的信仰是“认真做事的无穷动力”。苏格拉底曾说过：“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坚持理想信仰，是对一个人的“精神氧气”的保障，能使身处黑暗的人看到光明，困于逆境的人看到希望，得意之人保持清醒的头脑，永不放弃“认真做事的行为模式”。而“认真做事”的实践效果，又可以对坚持信仰“起激励作用”。一个人一生少留或不留遗憾，一定是“坚持信仰”与“认真做事”的统一和相互作用的结果。这可能是创作“人生”这部书的共同主题。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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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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