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宗立，1962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英语系。曾任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曾于1981-1987年间先后任中国驻美大使馆一等秘书和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教育领事，并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做访问学者。
“我是在党的教育下成长的”
问及自己与中国共产党的初遇，姚宗立回忆起1940年时，年仅九岁的他亲眼目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抵达武汉。其母在门口摆茶摊欢迎，为解放军沏茶，但没有一名战士喝了老百姓的水，贯彻着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准则，夜晚露宿街头也不进老百姓的屋子，这让童年的他就开始感受到党为人民服务的真诚。而后作为第一批少先队员慰问朝鲜战争志愿军的经历，在他心中埋下了红色的种子。
“新中国最艰苦的时候，国家仍然为我们提供助学补助。”尽管家境清贫，姚宗立仍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华中师范学院。入学考试中俄语几乎满分的他在1957年接受调剂分配，就读于英语系。他曾在活动中代表英语专业学生用俄语演讲，两门外语都没有落下。
建国初期，学俄语是大流，多数英语教师年龄较大，青年英语教师非常缺乏，国家需要英语人才来助力经济建设与发展。于是姚宗立投身英语教育学习，大二赴中山大学英语系深造，后回校成为英语系教师。为贯彻“又红又专”原则，在锻炼专业水平的同时提升政治觉悟，姚宗立提交了自己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
受文革影响，姚宗立的教学工作暂停，但他仍凭借自己的外语才能，在湖北省公安机关军事委员会任职，为人民发光发热。其间他参与了武汉租界的外文档案资料翻译工作，留任后的日常工作包括辅助公安侦查涉外案件和办理护照。护照需要手写填写，前往东欧地区要用俄语填写，前往西欧和北美地区则需要用英文填写，熟习两门外语的姚宗立此时已经在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筑起一座桥梁。“尽管作为一名教师暂时没有上课，但我一直在党的培养下工作、学习。”在质朴奋斗、平等交流的氛围中工作，姚宗立“潜移默化中已经决定要回到学校做一名共产党员教师”，教给学生为人处事踏实、公正的道理，“要热爱自己的祖国，不能有了本事出国回头来骂祖国”。
“走过世界上那么多地方，还是我的家乡好”
1971年，在贯彻恢复教学活动的政策之下，姚宗立回归华中师范学院外语系继续教学工作，并且被批准成为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担任教工党支部的支部书记。1978年党中央正式提出改革开放，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展，开始向资本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由于国内外汇不足，姚宗立虽然申请了资格但仍然在等待名额。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双方大使馆正式成立，需要在其中设立教育交流机构，姚宗立作为教育专精人才被派遣。他的首次出国派遣职位是教科文总部随员，后又被排遣至美国领馆、使馆。“看过世界上很多地方，最后得出的结论，还是我的家乡好。”
在中国驻美使领馆工作的八年期间，他负责赴美留学生的管理工作，阅人无数。他分享了其中一名自费留学的江苏留学生的故事。这位学生起初以自费为由拒绝在大使馆处登记，但见到当时的台湾留学生将青天白日旗缝在衣服作为中国国旗宣传时，他与台湾学生辩论，并连夜向大使馆联系，请求获得一面自己祖国的五星红旗。姚宗立为支持学生的爱国行为，亲自发公文向国内请示，从外交邮路获得一箱各类大小五星红旗，寄给在美留学生。最后这位学生将红旗贴在寝室门顶瞻仰，以示崇敬。“虽然年轻人时有意气，但是对祖国的热忱，对党的忠诚，是不变的。其实这与我们在疫情中听从党的领导是一致的，党的领导才能凝聚起整个国家的力量。”
在使领馆处理留学生事务以外，姚宗立还有一份重要的工作，就是做好党的组织工作。在必须保密党员身份的特殊时期，远在祖国千里迢迢之外，姚宗立依旧坚持组织党的活动，和学生代表收取党费，传达中央文件和党的指示。有时文件思想传达到一半，就不得不转移地点或另定时间再谈，一次会议往往有五六次波折才能完成。正是他对国家的忠诚和信心，才能让他坚持为祖国奋斗下去。
“我是一名党的教师”
姚宗立最珍惜的，依旧是作为教师的时光。为接受此次采访，他回到熟悉的校园，学院走廊照片墙上，他一眼就能认出自己演讲的老照片，在走廊里他依然能对每一间办公室的职能津津乐道。“作为一名有着五十年党龄的老党员，很荣幸也体会到责任重大。工作退休了思想不能退休，仍然是一名党的教师的思想。”
姚宗立表示自己从小沐浴在党的红旗的光辉下，而后加入了共产党组织，坚定了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的目标。虽然已经退休，但对党的事业、对祖国的前途依然有坚定的信心，相信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会有更辉煌的前途。
临行前，姚宗立反复嘱托，如果党组织有任何活动，一定要通知他来参加。“党的光辉是整个民族的光辉。现在国家越来越富裕，每个人的小家也好起来了。今年是党的第一个一百年，我相信到了第二个一百年，全世界的人都会在我们的带领下获得幸福。”他坚定的目光之中，是他对党的事业的热衷与不灭的信念。而这一束信念的火炬，薪火相传，也将不灭于每一位学子的心头。
